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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行政从一开始就是公权力对高校进行的殖民。
这里所说的并不是什么境外势力对大学的占领，而是指一种内部的权力变化：本应作为服务性、辅助性角色的行政权，逐渐取得了支配学术与教学的地位；本应以学术与育人为中心的大学，反过来全面围绕行政权力的意志与考核运转。
最近，也是极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武大性骚扰案。
在事件发生后，杨某首先尝试通过校内渠道解决问题。 她找到了肖某的辅导员，提出取消肖某一切评奖评优及保研资格、并要求其在父母见证下道歉等诉求。 但在接下来的近三个月时间里，校内渠道始终没有实质性进展，法院对此的表述则是陷入僵局。
2023年10月11日，在与校方沟通无果的情况下，杨某这才选择诉诸舆论。她通过个人微信公众号发布长文，详细叙述了她所经历的“性骚扰”事件，自此，此事才开始引发舆情。
自然，我不是来讨论这些诉求是否合理的，也不判断双方究竟谁对谁错。我这里想说的是，面对学生提出的，并且是将诉诸校内渠道作为维权第一步的这些争议，学校究竟做了什么？
一所大学难道没有处理学生纠纷的基本能力吗？辅导员、学院、学生工作部门以及相应的管理制度，理应比任何一个孤立无援的学生更清楚应该由谁负责、需要调查什么、应当按照什么程序处理。即使双方的陈述存在重大分歧，即使杨某提出的某些诉求超出了学校能够直接支持的范围，学校也完全可以说明情况、调查事实、解释规则，并告知当事人后续的申诉途径。
这些事情并不要求学校预先认定谁是对的，更不要求学校满足当事人的全部要求。它们只是要求学校履行最基本的管理职责。
而这时让我们再回头看看学校做了什么？
近三个月时间里，校内渠道始终没有实质性进展，案件处理陷入僵局。
这就是高校行政化最丑恶的一面：它未必总是表现为权力直接压迫某个人，更多时候，它表现为权力明明在那里，却在需要承担责任的时候变得模糊、迟缓，甚至仿佛无处可寻。
每一个部门都有自己的职责边界，每一个环节都有自己的工作流程，每一个人似乎都可以解释自己为什么暂时无法处理问题。
你去找辅导员，辅导员说他没有权力作出决定；你希望学院协调，学院跟你说它需要继续沟通；你等待学校给出处理意见，却始终得不到能够解决问题的实质性答复。
但若当初校内渠道能够及时回应，哪怕只是能够说明正在调查什么、由谁负责、适用什么规则，以及当事人可以通过什么方式继续申诉，那么即使双方始终无法达成一致，事情也未必会以同样的方式发展，我想杨某和肖某的人生也不会走到今天这样的地步。
更讽刺的是，当事情最终进入公共舆论的视野，学校所面对的压力才骤然增大。
这时候我们就不得不问：为什么一个学生在校内反映问题时，问题本身似乎没有得到足够及时的处理；而当问题可能损害学校的声誉时，它却突然成为一件需要高度重视的事情？
如果学校的处理机制必须等到舆论压力形成之后才能有效运转，那么它真正敏感的究竟是什么？是学生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还是学校自身的形象是否受到影响？
如果一个学生必须通过舆论才能迫使学校正视自己在校内提出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追问：学校内部的申诉机制究竟是在帮助师生解决问题，还是仅仅在帮助行政体系消化问题？
任何一个哪怕在大学里只呆过一年的人对此都心照不宣，这正是行政权力对大学的彻底殖民。
一个原本应当以师生、知识与学术为中心的大学，在行政权逐渐把维护自身秩序置于首位时，师生就从大学共同体的主人，变成被管理、被规训甚至被防范的对象。
这种错位就是我所说的行政权对高校的殖民。
当这种倒置变得习以为常，所谓大学精神，就只剩下校史、校训和招生宣传片里那几个漂亮话了。
http://gongbao.court.gov.cn/Details/ad13157057ffc2aafabce7be4ee64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