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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讯逼供之类的话题有些太沉重了,我们不妨先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小学老师,是不是为了给自己多赚点钱,才让家长订营养奶的?
而那盒看起来健康、营养的牛奶,又是怎么堂而皇之地进入一个连家长探视都要层层申请、逐级签字的小学教室的?
想必这位老师一定是手眼通天,家里开着奶厂,在学校又有人脉,能绕过层层审批不说,还能让一整所学校的老师一起给他家奶厂打工、推销产品吧。
至于这次闹出来舆论风波,大概只是他一时情绪失控,犯了低级错误,让多管闲事的媒体逮住了把柄。
网上可以轻松找到这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一张宣称“不订奶别找我!“的家长群截图

这句话后来也被许多营销号、自媒体乃至官媒当作标题,大家一看很容易上头。
但真正关键的,真正决定老师为何要这样做的的,其实是前半句:
“你们都不订牛奶,工作怎么开展?”
什么工作?
是谁的工作?
为什么推销一种商业产品,会堂而皇之地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必须完成的“工作”?
答案是——
他根本没有什么通天的本事,更没有什么后台,他只是浠水某小学里普普通通、再寻常不过的一名基层教师,每天为了自己的生计发愁,仅此而已了。
那盒标榜“营养”的牛奶,并不是作为一个商品进入教室的,而是作为一个**“指标”**。当它从教育局、到校长、再层层压到班主任头上时,它已经不再是牛奶,而摇身一变,成了绩效、职称和年终奖。
于是,当上级下达“推广营养奶”的任务,他没有拒绝的权利,只能在家长群里一遍遍催促。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她敢理直气壮地发火,因为在上级的层层施压后,她推销牛奶早已不是在以权谋私,反而成了执行公务。
而到了舆论如潮水般涌来,层层压力向学校传导之时,
领导只要做一个不痛不痒的声明就好了:
“根据家长意愿,不存在强制性。”
而那位基层教师,却成了政策指标的牺牲品。
vv不削能玩?
如果说,为了指标强推牛奶,代价仅仅是家长的钱包和老师的尊严。
那为了指标办案的代价是什么?
我们就以最近的暴钦瑞案为例:
暴案的全名,或者说官方称法,“5·25专案”,属于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启动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一部分,光是看看这个任务的发动主体:“中共中央、国务院”,就足以说明它的政治色彩之浓,以及在基层政法机关的绩效考核体系里,它所占据的分量之重。
换句话说,这类案件一旦被归入“涉黑涉恶”,它的处理就不再是普通意义上的刑事侦查,而是带着官方色彩的政治任务。
而当一个本应讲证据、讲法治、讲程序正义的刑事案件,被绑定在基层民警乃至整个警局的升迁、奖金、考核、评优这些具体而现实的利益之上时,造假与刑讯逼供就不再只是“偶然的违法行为”,而会以一种制度塑造的方式被推动出来,成为一种近乎必然的结果。
这时候,有些睿智的同学就要说了:
现在的反腐程度这么严,警察敢刑讯逼供,他们就不怕被举报、坐牢嘛?
但现实是,当“5·25专案”这种级别的任务下达时,法律程序就让位于了政治站位。
这绝非空口无凭:
2010年河南“赵作海案”、2020年江西“张玉环案”…无一不是刑讯逼供痕迹明显,关键证据缺失,却仍能历经一审、二审、高院复核一路绿灯,尤其要指出的是,此类案件平反后,极少有办案人员被追责,反倒是一口一个“历史条件限制”“当时认知水平不足”之类说辞成为标准免责模板…
我们再回到5·25专案,首犯张旭光在事发后,对涉案警员的叮嘱是这样的:
“原来怎么说的还怎么说,不要慌,不要互相猜忌,你们放心,市局领导不会不管大家。”[1]
不止这些,他第一时间做的,是迅速建立攻守同盟:拆监控、毁硬盘、撕笔录,还找到死者家属,威逼利诱,企图让暴钦瑞死无对证。
这套流程之熟练、行动之迅速,绝非临时起意所能及。
而其中销毁证据之完善程度、营造程序之无可挑剔,完全可以让讲求证据、重视事实的法律无从下手。
他们根本是非常清楚自己行为的违法性,对如何规避法律的处罚更是精通。
那么又有人要问了:张旭光是老油条不假,但他所带领的这群年轻民警,作为受过新一代法治化、体系化警察教育的法治新人,为什么还会愿意对张旭光的刑讯指令言听计从呢?
我们只要再回头看一看首犯张旭光的操作,就不难明白,他那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背后,传递给下属的信息是非常明确的:
“只要是为了完成任务,程序正义是可以被牺牲的,组织会为我们兜底。”
于是,那些年轻的、本该信仰法治的警员们,在对前辈、对领导、对上级组织的无条件信任下,迅速完成了心理建设,终于形成了一种有罪推定的倾向:
“领导既然已经指示了,说明案情就是确凿无疑的,否则怎么可能被定性为黑恶势力?” “老大肯定比我更了解案情,现在这样做是迫不得已的,上面有上面的苦衷,我这是在做必要的事。”
说得更直接一点:
若不是暴钦瑞的家属顶着巨大的恐惧坚持了三年;
若不是一个叫马帅的警察,在巨大的上级压力下,鬼使神差地保留了一丝人性的犹豫,藏起了刑具,留下了部分硬盘;
这起案件的真相,早就随着尸体火化而灰飞烟灭。
但是,马帅的抗命只是一个概率极低的意外。
把正义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小警察偶尔良心发现、或是因为害怕背锅而留一手的“私心”上,这本身就是一种法治的悲哀。
所以,当我们在痛骂那个推销牛奶的老师,或者诅咒那个施暴的警察时,别忘了想想他们身后那个巨大的影子。
如果不向真正导致这一切发生的源头追溯,那么暴钦瑞的名字只会是一个开始,未来还会有人替他重复同样的命运。
只是换了另一个日期、另一个指居地点、另一群迫不得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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